阅读曾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过的11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感人故事，是新生们的“开学第一课”。在“开放日”走进合肥科学岛内看展览听讲座，是市民们常来常往的“科普课”。人们感受到科学成就背后的精神力量——爱国奉献的精神底色不能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个人理想与时代方向、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接力传承，勇攀高峰，大展身手。

开学季刚刚过去，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园内，关于老一辈科学家的话题无处不在。他们为教科书提供“定律”，也为舞台艺术作品带来“光影”；他们是令人仰视的楷模，也是可亲可敬的校友。

前不久，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在2024年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一番话中，提及三位科学家：杨承宗拒绝了海外高薪，带着用全部积蓄换来的13箱珍贵资料毅然回到新中国。在我国放射化学基础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他亲自设计放射化学实验楼，培养了新中国急需的第一代放射化学研究人才。他是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中国科大创校元勋之一。21世纪初，潘建伟筹建实验室，组建研究团队，带领一群年轻人闯入微观世界，开启了与量子的“纠缠”之旅。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钱学森在大学期间广泛阅读哲学、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他大力提倡艺术与科学结合……

阅读曾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过的包括11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敢于战胜艰难险阻、勇攀科技高峰、无私奉献甚至为国捐躯的感人故事，成为新生们的“入学第一课”，鼓励学生们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勇担使命，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资料视频：2024年2月1日，坐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开展检修，本次检修的主要任务是为金华线站安装储存环插入元件真空室。

科学家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学子奋勇前行。回望中华大地，科学传统，不绝如缕。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等观念的影响。为什么哲理与实践相互统一？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博大，对于技术发明的托举。

在阜阳感受“汉代星空”，汝阴侯汉墓出土的天文观测仪器，不仅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更是全人类探索宇宙和文明演进的重要见证。在凌家滩“观星”，天文学史专家及科研团队复原文献中立表测影的天文实践。为什么从仰望星空中认识自我？这是中华文明之灿烂，对于科学思维的启蒙。

在研究者们看来，中华文明具有相当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明成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无论是求真的精神、知识的丰厚，还是获取知识的方法，推理验证的方法等，中国古代都不缺乏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丰富的思想之源。

走进新时代，提倡科学家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何以如此认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对“坐而论道”，提倡“实干兴邦”。近代史的苦难历程给中华民族带来创伤，却也让中华民族的实干精神得以聚焦。

在合肥科学岛西侧有一座葛庭燧院士纪念广场，纪念碑上所书：悠悠赤子、殷殷报国。1993年，钱学森在葛庭燧80寿诞的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1980年，年近七旬的葛庭燧院士来到合肥科学岛，创建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那时的科学岛，条件很差，葛庭燧提出了“摸爬滚打、勤俭建所”的口号，他决心在中国的实验室里培养出自己的人才，创造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

“虽万千人，吾往矣”，是合肥科学岛诸多先驱者的选择，是科学家们义无反顾的行动，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折射。而科学家精神仍在当代大放光彩——爱国奉献的精神底色不能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将个人理想与时代方向、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接力传承，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大展身手。

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科研人员进行水冷磁体调试监控。

现在，在合肥科学岛上，有一支队伍名为“葛庭燧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成员们来自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记者对话这支突击队中的两位青年科学家：陈斌与邵定夫，谈传承科学精神、笃行报国之志，也谈科研人员的定力与耐力、豁达与从容。

陈斌的办公室窗户前，整齐地摆放着一排绿植，其中一盆植物叫“落地生根”，他尤为喜欢。陈斌从事光电功能纳米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优化研究，邵定夫则从事量子材料与器件的理论研究。在科学岛上，专注“高精尖”的青年科学家有很多，他们从这里出发，也在这里“生根”，实现自我学术目标，更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

理想最初来自一位老科学家的感召，也因为一支突击队的成立而带来更多突破。

“葛庭燧，是一位被写入教科书里的金属物理学家。” 邵定夫与陈斌都提到了这位老科学家的名字。作为“葛庭燧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的成员，葛庭燧院士的故事，早已入脑入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葛庭燧毅然偕夫人何怡贞博士和2个孩子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怀抱。1980年，年近七旬的葛庭燧来到了合肥科学岛，筹建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带领科研人员，为中国固体内耗研究事业走上国际学术舞台而拼搏奋斗。作为新一代的青年科学家，如何继续这场接力，如何传承科学家精神？

10月2日，在第二届(合肥）国际科学艺术周的院士大讲堂活动中，封东来院士做科普讲座。

记者：可否举例说明咱们当前的研究项目是什么、科研目标是什么？

陈斌：“从无到有，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是老一辈科学家们朴素而又伟大的信念，也是当代青年科研人员应当继续秉持的信念。成立突击队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我们所研究的极限特性材料就是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比方说，“双碳”目标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幸进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同时也能够助力安徽新能源事业的发展。怎么去实现“双碳”？就是要尽量减少碳排放量较高的传统化石燃料的使用，更多地开发和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当然，风电、光电存在不稳定的问题，如何去实现这种可再生能源的存储就比较重要。“成本降下来，性能提上去”，团队目前研究的“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电解水绿色制氢”正在朝这个方向去破解。

记者：提出新的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在哪儿，理论研究与实验工作的区别是什么？

邵定夫：关于内耗峰的假说，葛庭燧作出了伟大的印证——用他发明的“葛氏扭摆内耗仪”和发现的“葛氏内耗峰”，成为世界金属内耗领域的创始人。我从老一辈科学家的经历中得到的体会是，他们并没有盲从西方理论，而是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我要尽可能地向他们看齐，以他们为榜样。比方说，基于传统的自旋电子学，电子芯片要实现小型化等性能，从材料的物理学极限上来说，现有的方案没有办法再改进。所以人们想提出一些新思路，绕过现有材料来进一步实现小型化、低功耗，超快读写、超高密度这些目标。所以，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开脑洞”，从原理上提出一些新思路，看是否指向这些目标。“脑洞”肯定是在实验之前出现，但是理论研究并非不接地气，我们和实验室的合作也非常紧密。

记者：您提到“脑洞”肯定是在实验之前出现，那么支撑“脑洞”的科学素养是什么？

邵定夫：我目前在做反铁磁自旋电子学的研究。反铁磁理论是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奈尔的“成名作”，但是他自己曾说反铁磁材料是个“有意思没啥用”的东西。我们的任务，是想让它变得“既有意思又有用”。研究的过程是很枯燥的，走不通、再修正，反反复复。热爱科学、探究真理，始终拥有对于科学的好奇心，是自己不断探索、不断挑战的原动力。理论研究，没有环境、条件的限制，甚至只需要一支笔，就可以演算、验证你的“脑洞”，能够结合自身的研究特长与国家需求而一直“演算”，是一件充满希望的事，足以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记者：科研工作中会无数次遇到“拦路虎”，您如何看待这种挑战？

陈斌：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坚持下去、心无旁骛地做下去，需要直面困难、迎接挑战，这个过程也是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那些困难也好，挫折也罢，本身就科研工作中的一部分。一个难题“卡”好几个月，并不鲜见。攻坚克难，是我们的基本任务。这几个月“走不通”，那就整天垂头丧气的吗？并不是。你得继续前行。所以，我觉得要辩证地看待难题与挑战，经历了科研上无数次的磨砺与摔打之后，方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豁达与从容。

记者：科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拼搏奉献。在您看来，青年科学家如何成长？

陈斌：“单打独斗”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就像这支突击队的打造一样，各种不同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人，集结起来、协同攻关，能够形成规模化优势。比方说，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们从材料学的角度难以推进，但是从数学和物理学的角度来破解，他们可以把问题简单抽象化处理成一些物理模型，难题或许迎刃而解。聚焦自己的研究领域，必须愿意“坐冷板凳”，但并不是说得“坐冷板凳”闭门造车，作为新一代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应该积极与各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寻求合作，走出实验室、走向广阔世界，这个“出走”的时间值得花。

邵定夫：在葛庭燧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这个团队内，一方面我会更多地思考如何实现自我价值，与其他领域研究者互相激励；一方面我会更多地与其他领域研究者交流讨论，在互相启发中产生新思路，让理论更接地气。坚持做好科学研究，靠的是自己鞭策自己而不是别人推着你往前走。我一直认为，到了研究生阶段后，是自己给自己出题，题目没有标准答案。在没有标准答案的赛场上，如果迷失方向，或者只是机械性地去“做题目”，并不能称之为研究者。我想，科研工作的快乐也正是来源于“自己给自己出题”，来自于新鲜的每一天，来自于不会“重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