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医生）刚开始都是由外科医生甚至护士兼职麻醉，认为麻醉不重要，”杨和是从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通过麻醉进修，开始从事麻醉工作的。他深刻体会到因历史原因带来的麻醉科窘境，“麻醉科缺人，就从临床科室挖人，培养为麻醉医生。”杨和所在的科室，除了领导之外，所有医生都是从临床医学相关专业转入麻醉科。

重庆梁平区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刘春元提到，大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才开始有麻醉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麻醉医生的地位不高，医院对麻醉科的重视程度就不够，意味着很多基层医院的设备仪器、学习机会是比较欠缺的，麻醉医生的专业素养和大医院有比较大的差距。

这一现象到更基层的医院越发突出。“到乡镇一级医院，包括一些规模较小的私立医院，可能是没有一名合格的麻醉医生”，刘春元说。从某基层医院离职的麻醉医生吴小峰也深有体会，他认为某些基层医院医师护士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

《发展报告》显示，大量训练有素、受过高等教育背景的麻醉医师集中在三级医院，一级或以下医院与三级医院在训练有素的麻醉医师数量、教育背景和排名方面有较大差距。杨和向澎湃新闻解释，他们医院也想招聘麻醉专业的医生，但因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未能招到。为了精进技术，前几年杨和不断到大医院进修学习，“一次进修少则六个月，多就一年。”

此外，基层医院的麻醉科在设备等资源方面分配上也处于劣势。

张慧娴的医院并没有为门诊的无痛项目配备麻醉机，手术室才有麻醉机和监护仪。但只有两个监护仪配置较好，其他的监护仪较为老旧，她对此感到不平，“碰到手术多，还有大手术的时候，就要抢麻醉机和监护仪了。”甚至有时她们会遇到缺少必备仪器的窘境，时间长的手术，麻醉科要对病人进行血气分析，只有重症监护室和化验室才有血气分析仪，此时张慧娴只能和他们沟通。当科室想要药剂科进一些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肌松药（罗库溴铵）和适用于老年人的全麻药（依托咪酯），以及拮抗肌松的药时，“说了好多年药剂科也没有给我们配。”

无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同样也会被当作医院向麻醉科倾斜更少资源的理由。梁文作为科室主任，申请过纤维支气管镜，帮助处置麻醉插管时遇到困难气道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是，医院需要先把仪器配给呼吸内科，他只得无奈地让步。“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他科室是治病用的，你那边就先凑合凑合。”

2017年，复旦大学上海浦东医院和上海交大附属第一医院7名医生于《Public Health》发表《过度劳累是中国医生的无声杀手》论文。在分析了46位过劳死医生的情况后发现，麻醉科医生猝死比例最高，达到26%。

据《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三甲医院每年平均需完成592例麻醉病例，而下一级医院的麻醉医师仅需要每年完成317例麻醉病例，即每天少于1个病例。

刘春元认为，大型三甲医院和基层医院麻醉医生都面临职业耗竭，但处境各不相同，“大医院手术量大，但是基层医院人员很稀缺。”

根据官网数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麻醉手术中心目前拥有各级工作人员1300余名，其中博士生导师19人，硕士生导师45人。中心还拥有麻醉护士211人，手术室护士317人，规培护士63人，护陪护士29人。

相较之下，基层医院的麻醉医生远远少于这个数量。张慧娴所在的湖南某县中医院麻醉医生数量仅有5名，谢新龙所在的梁平区屏锦中心卫生院（又称梁平区第二人民医院）麻醉医生数量仅有3名，一名下派的主治麻醉医生，一名执业医师，还有一名助理执业医师。

谢新龙是重庆垫江县人，2021年考编进入梁平区屏锦镇工作。他们日常工作时间是工作日早上八点钟到下午六点，周末需要“随时待命”。“有急诊的话，那时间就不确定了，凌晨两三点的都有，必须马上赶过去。”

他回忆，有一年大年初三下午五点钟，还在和家人团聚吃饭，接到电话，开车四十余分钟来到医院，给做阑尾炎手术的病人打麻醉。

每年春节前后的一个月是科室最忙碌的时候，很多在外务工的人回乡。“平时一个月大概只有10台手术，40台无痛胃镜，20台肠镜。过年的话，可能有接近三四十台手术，60台胃镜，30台肠镜”，谢新龙说。

张慧娴所在的县中医院需要上晚班。周一到周六是工作时间，主班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半，如果当天是晚班，还要继续上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手术量多的话，可能上午还需要继续工作。

根据2018年Medscape的数据，美国麻醉医生的年平均收入为38.6万美元，约为260万人民币，在所有29个统计科室中排名第七，高于肿瘤科、眼科和普外科等科室。

张慧娴所在的医院，麻醉医生收入几乎是外科医生的一半，节假日没有加班费。科主任梁文工作了三十余年，月工资到手不到一万，加班费用一次二十块钱，他调侃道，“加一次班可能就够吃一碗面”。

在张慧娴的科室，级别最高的是副主任医师，“基层医院很少有麻醉医生能够做到院长、副院长，医院没有指标给我们。”谢新龙所在医院的晋升途径主要是进修学习，但晋升名额很少。

工作累、待遇低、晋升难，基层资源的匮乏让很多应届毕业生对麻醉科望而却步。吴小峰向澎湃新闻表示，即使兑现编制也很难留住人。

近年来，随着各种影像、内镜技术的更新，可视技术在医疗领域广泛发展。临床麻醉领域也朝着精确化、智能化、信息化、可视化的方向发展。刘春元所在的梁平区人民医院差不多在十年前就采购了相关设备，但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基层医院没有超声可视化的设备。

张慧娴所在的医院医生进修少，没有采纳这项技术；谢新龙去梁平区人民医院进修学习过这项技术，但是医院没有进专门的超声设备。

没有采纳超声可视化技术的基层医院，只能凭借着麻醉医生的执医经验“盲打”。谢新龙说，“有时候要花费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因为看不清没办法打。那只能更慎重，多看一下，保证安全之后再扎针。"

医学技术的不断更新需要麻醉医生保持终身学习的状态。刘春元认为，“（对）麻醉（医生）的要求会比（对）其他专科的医生（要求的）知识范围更广”，因为手术过程中不太可能请其他科室的医生会诊，这就要求麻醉医生了解全身各个器官、各个系统的知识以应对突发情况。

但据刘春元估计，"一名基层麻醉医生（按照）四五十年的工作时长算，大概只有一到三次外出进修学习的机会。"

张慧娴的科室里，大家都不愿意进修学习，因为“进修只发基础工资”。刘春元坦言，基层医生的基本工资较低，他当年去华西医院进修学习时，扣除五险一金以后，每月打在工资卡上的只有三四百块钱。

谢新龙感觉到，自己如果一段时间不出去进修，思路就已经落后。他有很强的外出学习意愿，但是由于科室只有3名麻醉医生，他去进修意味着科室将失去一大“主力”。

梁文所在的医院面临相同的困境，他所在的医院麻醉科只有四个医生，同时承担每天的手术和手术室外的麻醉。“如果说一个休假出去，一个进修出去，科室只有两个麻醉医生，怎么维持科室的运转？”

张慧娴的科室，最年轻的医生也已经超过三十岁，她坦言，待遇低让科室根本招不到年轻人。在2023年，梁文也做了麻醉科的本科生招聘工作，最后只有两人前来面试，因未通过考试也没能招进来。

在刘春元的观察里，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学历高的专业人才，会选择级别更高，职业发展空间更大的医院工作。

吴小峰对此颇有感触，他在职时，因为麻醉病例少，并不足以让医生精进技术，但矛盾的是，“麻醉科室技术要求高，技术练不到位就会倒退。”他坦言，有“上进心”的医生都不会选择在基层长久发展。

种种困难综合起来，形成了基层麻醉科室的窘境——既缺少新鲜血液注入，本身也面临着种种亟需解决的“病症”。

2018年，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通知，旨在强化麻醉医师的培训、队伍建设，扩大麻醉服务的覆盖范围，并确保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通知指出，“在岗位聘用、评优评先以及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和收入分配中，要充分考虑麻醉工作特点和技术劳务价值，向麻醉科医务人员倾斜。为麻醉医务人员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缓解麻醉医务人员压力，充分调动麻醉医务人员拓展服务领域的积极性。”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通过整合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资源。“上派下挂”是医共体建设中的一种人才培养和交流机制，“上派”通常指将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送到上级医院进行学习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而“下挂”则是指将上级医院的医务人员派往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工作指导和技术支持，帮助提升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

梁文向澎湃记者介绍，在他的医院，医联体、医共体虽然有所开展，但派来的往往是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很少，基本没有”。

除了宏观政策的指导，一些基层麻醉医生也开始自发地推动基层麻醉资源共享，试图解决基层麻醉的“技术困境”。

作为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院第一个麻醉专业的本科生，2011年，刘春元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进修，看到了基层医院和大医院之间的差距，结束进修后，他将华西医院麻醉科的经验理念带进了梁平区人民医院——自掏腰包购买了投影仪和幕布，开启晨课制度，按照华西的标准及要求完成对麻醉药品、耗材的规范化管理，自己DIY各种市场上难买到的四头带、过床器、移动式微量泵支架等麻醉用物。

当年6月份，他创办了基层麻醉网，将医院改造过程通过图文形式上传到网站。不久后，基层麻醉网创办了国内首个麻醉专业免费网络继续教育平台“麻醉大讲堂”，邀请国内外专家线上授课。刘春元说，他想给没有条件外出进修的基层麻醉医生长期坚持学习的机会。

刘春元在给短训班学员讲授电子纤维软镜使用方法与技巧。受访者供图

2022年3月，来自重庆城口县妇幼保健医院的麻醉医生古显容参加了短训班。“古医生还有7年就要退休，是短训班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学员，但学习态度却非常积极”，令刘春元印象深刻的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古显容掌握了普通住院医生需要花1至2年、甚至3年才能掌握的各类操作技能，在短训班结业时，她写了一段话表达感谢。